入库编号2015-18-2-476-001

李某、郭某阳诉郭某和、童某某继承纠纷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郭某阳是否为郭某顺和李某的婚生子女？二是在郭某顺留有遗嘱的情况下，对306室房屋应如何析产继承？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郭某顺因无生育能力，签字同意医院为其妻子即原告李某施行人工授精手术，该行为表明郭某顺具有通过人工授精方法获得其与李某共同子女的意思表示。只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同意通过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所生子女均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因此,郭某顺在遗嘱中否认其与李某所怀胎儿的亲子关系，是无效民事行为，应当认定郭某阳是郭某顺和李某的婚生子女。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郭某顺死亡后，继承开始。鉴于郭某顺留有遗嘱，本案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办理。《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登记在被继承人郭某顺名下的306室房屋，已查明是郭某顺与原告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郭某顺死亡后，该房屋的一半应归李某所有，另一半才能作为郭某顺的遗产。郭某顺在遗嘱中，将306室全部房产处分归其父母，侵害了李某的房产权，遗嘱的这部分应属无效。此外，《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郭某顺在立遗嘱时，明知其妻子腹中的胎儿而没有在遗嘱中为胎儿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该部分遗嘱内容无效。《继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因此，在分割遗产时，应当为该胎儿保留继承份额。综上，在扣除应当归李某所有的财产和应当为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之后，郭某顺遗产的剩余部分才可以按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裁判要旨

　　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利用他人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并使女方受孕后，男方反悔，而女方坚持生出该子女的，不论该子女是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都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2．如果夫妻一方所订立的遗嘱中没有为胎儿保留遗产份额，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该部分遗嘱内容无效。分割遗产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为胎儿保留继承份额。

入库编号2023-14-2-031-001

陈某甲诉刘某甲、王某、武某、刘某乙、刘某丙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

——诉讼主体竞合下未成年人的诉讼参与与继承地位认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关于诉讼主体竞合下未成年人的诉讼参与,本案中，陈某甲身兼原告及被告刘某丙法定代理人的双重身份，诉讼主体出现竞合，在原告表示不愿意放弃对该未成年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若机械地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认定母亲陈某甲为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将使母亲身兼原告、被告双重身份，诉讼地位冲突，违背了当事人对抗的基本诉讼原理，也可能损害该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如何及时、有效维护该未成年人的利益，审判实践中有撤销或变更监护、委托监护、指定代理等做法。鉴于本案不涉及监护人明显不履行监护职责或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本案不适用撤销或变更监护、委托监护做法，故而采用在诉讼中临时指定法定代理人的方案解决诉讼主体竞合问题更为合理。同时，因刘某丙的祖父母刘某甲、王某同为本案被告，经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应诉，无法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反观陈某乙夫妇（刘某丙外祖父母），长期与刘某丙共同居住生活，陈某乙亦愿意在本案中作为刘某丙的指定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法院临时指定陈某乙作为刘某丙在本案中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案件审理过程中，陈某乙通过书面形式，表达愿意临时作为刘某丙的法定代理人参与案件诉讼，并对本案发表了相关意见。

　　关于非婚生子女继承地位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身份关系不适用于自认。当被继承人死亡难以进行亲子鉴定且亲缘关系鉴定结论无法得出明确、排他的指向性意见时，如何确认刘某丙的继承人地位，法院应当对此主动审查。结合本案证据，刘某丙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明确载明，其母亲为陈某甲、父亲为刘某丁。出生医学证明是由医院出具的具有一定证明力的书面材料，一般而言，出生医学证明能够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父母信息，但审判实践中，也曾发现因医院管理不规范、审查不严谨等原因导致出生医学证明所记载的内容难以反映真实信息的情况。本案法院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医院留档的剖宫术前告知书等书面材料中均有刘某丁作为家属或配偶签署的多份材料，并附有刘某丁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能够对出生医学证明进行充分佐证。此外，陈某甲作为刘某丙的法定代理人，曾参与确认刘某丁的保险金的分配方案，并代为领取了刘某丁的相应保险金。法院通过上述相互印证的材料，结合原告与刘某丁的同居事实进行综合判断，认定原告的举证已达到使法院认定亲子关系成立的合理确信，故认定刘某丙作为刘某丁的非婚生女儿，与刘某丁的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作为刘某丁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对刘某丁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

裁判要旨

　　1.在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出现诉讼主体竞合，诉讼地位冲突，直接代理可能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宜采用在诉讼中指定临时法定代理人的方式解决诉讼主体竞合问题，并实际参与诉讼。

　　2.在亲子关系或亲缘关系难以直接确认的情况下，对非婚生子女与被继承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或亲缘关系可通过其提供的证据材料来推定，实现对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同等保护。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证据材料包括公权力机关出具的证明（户籍证明）、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书证（出生证）、原始存档书证（自书信息）等。

入库编号2023-16-2-030-002

顾甲A、顾甲B、顾甲C诉顾乙B、顾甲D等遗嘱继承纠纷案

——遗嘱义务与法定义务的位阶比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本案遗嘱效力问题：本案遗嘱在订立时有蔡某某、李某两人到场见证并署名，翌日又有许某、潘某某两位律师对遗嘱进行了审查确认。该案事实除系争代书遗嘱本身和律师见证书等书证外，在原一审程序中蔡某某、许某亦出庭作证，上述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系争遗嘱的订立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故本案遗嘱合法有效。关于丧葬费的分担问题：法律并不禁止遗嘱人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定义务。但是根据权利义务一致以及公平的原则，继承人的义务应小于遗嘱继承所取得的遗产利益，且继承人同意负担遗嘱义务。本案争议的遗嘱第二条明确，被继承人的“生老病死费用”由其自有财产先行支付，不足部分由遗嘱所列的六位晚辈“按房产份额分摊”。现尚无证据证明被继承人的自有财产已足以支付丧葬费，故按照上述遗嘱意愿，丧葬费应由遗嘱所列六位继承人分担，但是鉴于顾甲F、顾丙两人未获得任何遗嘱利益，且顾甲F早于遗嘱人顾某某死亡，故遗嘱该项内容对顾甲F与顾丙不生效力。

　　综上，本案系争遗嘱有效，应充分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愿，由四位遗嘱继承人继承房产，同时分摊丧葬费用。

裁判要旨

　　1.我国《继承法》将附义务的遗嘱作为公民处分其遗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列入遗产继承制度中，从法律上肯定了附义务遗嘱的地位和作用。案涉代书遗嘱为附义务遗嘱，亦属于附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该义务施加是单方意思表示，无需与对方协商，也无需征得对方同意，相对人只存在接受与不接受的选择权，义务具有强制性，如果相对人不履行义务，其享有的权利可能被撤销。

　　2.我国《继承法》等都规定了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但父母在遗嘱中明确由哪个儿女赡养是父母的自由，指定赡养人并不免除其他子女的赡养义务。对于立遗嘱人的赡养义务，出现了法定义务和遗嘱义务并存的情况。从义务性质来看，遗嘱义务应当具有优先性，而法定义务则具有兜底补充性。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对于遗产的处置要优先于法律的默示处置规则。因此，只有在遗嘱继承人无力承担赡养义务的前提下，其余法定继承人方才承担赡养义务。从遗嘱制度的设立初衷来看，遗嘱制度旨在体现立遗嘱人的意愿，保护其对自有财产的支配权。从案涉遗嘱内容来看，立遗嘱人之意愿并非由全部法定继承人对其承担赡养义务。从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来看，其余两位非遗嘱继承人未获得继承收益，如仍让其负担丧葬费不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而四位遗嘱继承人所负担的遗嘱义务亦明显小于其所享有的继承利益。

入库编号2023-07-2-030-002

简某甲诉简某乙等四人遗嘱继承纠纷案

——探求遗嘱人的内心真意是遗嘱解释的首要原则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遗嘱是典型的要式行为、死因行为、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与合同等双方法律行为存在本质区别，故遗嘱解释不同于一般的合同解释。被继承人立遗嘱的本意是希望其所立的遗嘱能够生效，并能够按照遗嘱人的真意来处理遗产。因此，遗嘱的解释应探寻被继承人的内心真意，力求符合遗嘱愿望，而非仅仅因遗嘱存在个别错误或部分歧义而轻易否定其效力。

　　首先，关于《遗言》中“原意”的认定。《遗言》中关于涉案房屋的表述，全文并无转折或但书，具有逻辑上的一体性，结合罗某的年龄及文化程度，原审法院认定《遗言》中“原意”为笔误，实际应系“愿意”之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关于《遗言》中对于涉案房屋的处分。罗某将涉案房屋产权遗留给四儿子简某甲的意思表示是清晰明确的，其关于三女绣云有居住权、未经同意不能出租或出售等只是遗嘱附有的义务，系对继承人所有权的限制，而不是对所有权的否定，不足以推断出被上诉人所抗辩的只是给简某甲一家挂靠户籍的意思。原审法院仅根据《遗言》中有对继承人所有权附有限制条件而否认被继承人罗某通过遗嘱方式将涉案房屋的产权给予简某甲的意愿，从而不确认《遗言》的效力，并据此对本案适用法定继承处理，显然与罗某立遗嘱的内心真意不符，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简某甲上诉主张其应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份额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简某甲继承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时，需尊重被继承人罗某生前遗愿，履行《遗言》所确定的简某乙有居住权及未经简某乙等四人同意不得对涉案房屋出租或出售之义务。

裁判要旨

　　遗嘱是典型的要式行为、死因行为、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与合同等双方法律行为存在本质区别，故遗嘱解释不同于一般的合同解释。被继承人立遗嘱的本意是希望其所立的遗嘱能够生效，并能够按照遗嘱人的真意来处理遗产。因此，遗嘱的解释应探寻被继承人的内心真意，力求符合遗嘱愿望，而非仅仅因遗嘱存在个别错误或部分歧义而轻易否定其效力。

北京红飒律师所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整理